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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真的很腐败吗

当然是真的，而且其腐败是系统性的、普遍性的。这里列举一个基层知县和百姓的年收入差距，可以一叶知秋。

该知县名为杜凤治，曾任广东广宁、四会、南海（现在的佛山）等县知县，他1814年生于浙江绍兴，举人出身。杜凤治一直写日记，为官14年，现存日记手稿40本，近400万字，留下了很好的日常记录。

杜凤治在南海县做知县时，年薪为45两白银，养廉银1500两，办公费30两，所有明面上的阳光收入就是1575两。看似不错，但这点钱根本不能维持他做县官的运转。

在当时的环境下，杜凤治并不算贪官，当时的老百姓也不认为杜凤治是一名贪官。他的名声很不错，既不得罪上司和同僚，对百姓也还算可以。

杜的主要开销是养师爷和送礼。官员们一般精通八股，但不熟悉地方治理，真正干活需要师爷。师爷要自己请，朝廷并不配备，也不给钱。杜凤治在南海任职时，一共聘请了7位师爷负责刑名（司法）和钱谷（财务），平均年薪550两，一年合计6000两开支。另外还聘请了收粮（征田税）、书启（文秘）、阅文（看考卷）等师爷，这些师爷略便宜，100两银子一年。

这样，在聘请师爷方面，杜一年的开支就高达一万两白银。

在官场混，还得送礼，1872年（同治十一年），杜凤治记录自己光送礼就花掉了两万多两白银，其中送两广总督11114两、送广东巡抚3445两、送按察使1355两、送布政使823两。作为参考对照，张集馨在《道咸宦海见闻录》中记录，1845年(清道光二十五年)，他任陕西督粮道，给陕西巡抚一年四季就要送5200两。所以这个数据基本是靠谱的。

杜拖家带口去南海赴任，一大家子人本身花费也少不了，杜的日记里没有专门统计，但晚清官员李慈铭在《越缦堂日记》有记录，一年开支至少在1000两白银以上。李慈铭也算不上贪官，虽然养了3名小妾，但没有太多不良嗜好，基本上算中规中矩。

另外，官员们本身是一个利益团体，要维护关系，要经常走动，比较活跃的官员，基本上每天晚上都在各种饭局上，遇到节日、寿辰、婚丧嫁娶等等，也少不了互相送礼祝贺，这些开销也不少。

所以杜的实际开销是他阳光收入的20倍还多，钱从哪来？

最重要的收入是农业税，晚清农业税收是折成银两上缴的，广东粮价是100斤折合1两银子，但各州县却自设一套系统，要求100斤按5两银子上交，是市场价的五倍，中间的四倍溢价由各级官员分食。全国各地其他地方也好不到哪去，总的来说，税费的80%甚至90%都被各级官员中饱私囊。

征税就是杜凤治的核心任务，他每年三分之一的时间都花在这方面，遇到关键时点，杜凤治就带着征粮队在各地强征，征粮队有粮书、粮差、师爷、官亲等人，另有轿夫、衙差、壮勇等一百多人，浩浩荡荡扫荡乡里，遇到抗税的，便派兵勇将其绑回衙门，如果人跑了，就把其母亲或妻子押回来，然后放火烧屋。百姓见烧了房子，便会老实上交钱粮，以换回母亲妻子。

此外，当地的商家会常规性孝敬知县，杜凤治在广宁任职时，当地24家造纸厂，每年会送他1200-2000两银子；每地当铺开业，都要给杜凤治送50两银子，杜凤治家里人过生日，逢年过节，这些单位也都要不断地送礼孝敬。

算下来，像杜凤治这样一个还算清廉的清末县官，一年收入和开销居然高达4万两白银之多。

而同期，一个中等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也不过30两左右；一个地主家的长工，年收入只有约10两银子，仅够两口人勉强吃饱。如果一家四口要度过一年，平时主要就是吃小米、玉米、红薯、土豆这些粗粮，偶尔能吃蔬菜，大部分情况下以咸菜下饭。肉类只有在逢年过节才能吃一顿。

而早在18世纪工业革命前期（乾隆年间），英国汉普郡农场的一个普通雇工，就可以这样吃：早餐是牛奶、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；午饭是面包、奶酪、少量的啤酒、腌猪肉、马铃薯、白菜或萝卜。晚饭是面包和奶酪。星期天可以吃上鲜猪肉。

清王朝统治中国200多年，却搞得如此腐败，却让人民生活地如此悲惨，实在令人心酸，令人心寒！这种王朝，如何能不让农民起义，又如何能不让人民革命？！

所以，仅1902～1911年，各地反抗清政府勒索压迫的民变起事就多达1300多次，最终爆发辛亥革命要了清王朝的命。